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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由遺傳因素和環(huán)境因素造成的一種嚴重的慢性疾病。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和老齡化進程的加速，我國糖尿病的患病率正在呈快速上升趨勢，它的急、慢性并發(fā)癥，尤其是慢性病并發(fā)癥累及多個器官，致殘、致死率高，嚴重影響患者的身心健康。臨床研究表明糖尿病是缺血性腦卒中的獨立 危險因素，糖尿病合并腦血管病的發(fā)生率為6.4～18.6%。與非糖尿病人群相比，糖尿病患者腦卒中的死亡率、病殘率、復發(fā)率較高，病情恢復慢。據2001年中華醫(y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對全國30省市近10年住院糖尿病患 者并發(fā)癥的調查，糖尿病合并腦血管病者高達12.2%。糖尿病合并腦血管病嚴重損傷患者生活質量差，顯著增加醫(yī)療經費的支出，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都是很大的負擔。

　　糖尿病作為一種終身性疾病目前尚缺科學治愈方法，僅依賴于患者長期飲食控制或服藥或注射胰島素等措施控制血糖、緩解病情和減緩病情的進展。魏華等研究2型糖尿病患 者還需要定期檢測血糖，并常擔心并發(fā)癥的發(fā)生。這些無疑都對患者構成了極大的心理應激，很容易產生焦慮、抑郁等負性情緒反應。反之，焦慮、抑郁使糖尿病慢性并發(fā)癥發(fā)生率增高、糖尿病病情加重，形成惡性循環(huán)。許多糖尿病專家較早地認識到僅靠治療已不能有效遏制糖尿病，并開始在高危人群中從事糖尿病的預防工作。

　　負性情緒會使糖尿病患者處于應激性狀態(tài)，而使一系列升糖激素升高或使患者胰島素敏感性減弱誘發(fā)胰島素抵抗狀態(tài)，因而對患者血糖控制極其不利。李勇等研究通過人群隨訪認為：情緒障礙增加了發(fā)生2型糖尿病的危險性，還證實了2型糖尿病的臨床情緒障礙的發(fā)生早于糖尿病的發(fā)生。國內正常人群抑郁癥狀的發(fā)生率在15.1%～22.5%之間。而糖尿病患者伴發(fā)抑郁情緒約占20%～70%，大大高于國內普通人群。龍潔等研究腦血管病后的一系列變化，如社會活動減少、家庭關系緊張及生活不能自理等，可使腦卒中后抑郁狀態(tài)的發(fā)生率增加。國外文獻報道，卒中后抑郁(post stroke dep ression，PSD)發(fā)生率多在40%～50%，Pohjavaara等研究486例55～85歲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抑郁的總發(fā)生率為40.1%，其中重度抑郁為26.0%，輕度抑郁為14.1%。Kotila等報道,腦卒中后3個月時抑郁發(fā)生率為41%～54%，大部分為輕至中度抑郁，重度抑郁只占9%，病程持續(xù)1年，腦卒中后12個月時 PSD的發(fā)生率為42%～56%。

　　國內外多家研究認為PSD的發(fā)生與梗死部位有關，認為PSD是卒中后去甲腎上腺素、5-羥色胺代謝障礙所引 起的一種器質性抑郁。且多發(fā)病灶及額葉、基底節(jié)病灶與抑郁關系密切，考慮因這些病灶損傷上述生物胺通路導致去甲腎上腺素、5-羥色胺含量下降，從而引起PSD。近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額葉基底部(無論那一側)的病變與腦卒中后抑郁的關系更為密切。研究證實，卒中后急性期左前額部損傷的重度抑郁發(fā)生率是左后部損傷的3倍，是右側大腦半球損傷的10倍。國內學者李修源等的觀察表明，焦慮和抑郁性障礙患者病變部位有52.8%在額葉,其他各葉病 變?yōu)?7.2%,說明額葉病變和心理障礙有密切關系，這與額葉的控制情感功能有關。

　　卒中后抑郁與社會心理學因素亦密切相關。陳全花等研究顯示家庭不和、高等文化程度易發(fā)生PSD。由于病程遷延，反復住院，長期就醫(yī)，患者可能自覺經濟和家庭地位下降，產生自卑、自責等抑郁心理；同時，因為患病等原因，患者參加社交活動往往會減少，內心的壓抑沒有得到正確途 徑宣泄,性格內向的患者,患病后易產生孤獨心理，心情不暢多以軀體不適來體現。生物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間明顯的交互作用,可能會增加發(fā)生糖尿病并發(fā)癥的可能性,這些使病情復雜化。產生焦慮和抑郁的原因可能與對疾病過分擔心，怕病治不好、怕導致家中經濟困難、怕喪失勞動力等諸多因素有關。患者的情緒障礙多為輕度，少部分為重癥抑郁，有的甚至悲觀絕望出現自殺念頭。國外關于PSD發(fā)病率研究發(fā)現卒中后1個月是PSD發(fā)病的高峰期，卒中后1年內發(fā)生PSD的患者中有一半是在卒中后1個月內發(fā)病的。Anderson的研究對259例25～80歲社區(qū)卒中 患者，采用HAMD作為評定量表，以卒中后抑郁癥狀持續(xù)≥兩周和HAMD評分≥13分作為PSD的診斷標準。卒中后1年內抑郁的累計發(fā)病率在40%左右；卒中后1個月內是PSD的發(fā)病高峰期，發(fā)病率在20%左右。卒中后3～4個月是PSD的患病高峰期，患病率在20%～60%之間,其中重度抑郁的 患病率多為20%～30%；卒中后1年時PSD患病率多在20%～50%之間，其中重度抑郁的患病率多為10%～20%。腦卒中后抑郁發(fā)病的高危期是卒中后2年。恢復期,即卒中后2個月至1年，PSD發(fā)生率最高，其他因素如社會交往、日常生活能力及照料人等也提示與PSD的發(fā)生有關。卒中后抑郁的發(fā)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即包括神經生物學因素，如神經功能缺損程度和日常生活能力水平等,還包括社會心理學因素,如社會支持和家庭關系等。

　　由于2型糖尿病的復雜性、病情的易變性、并發(fā)癥的多 樣性及疾病的長期性影響,病人常出現焦慮和抑郁等心理障礙，這將嚴重影響2型糖尿病的發(fā)生、發(fā)展、治療和預后。其中重要的是患者掌握糖尿病知識的多少以及對糖尿病的理解和認識，患者對糖尿病的態(tài)度和患者的感情狀態(tài)，患者與醫(yī)生、家庭及社會的關系。消極情感、抑郁、焦慮對血糖控制不利。長期的消極情感導致一些患者心理障礙，產生焦慮、抑郁。陸亞文研究發(fā)現，焦慮情緒的發(fā)生與血糖控制情況有關。焦慮情緒影響血糖控制的機制可能為：焦慮等精神應激可抑制胰島細胞的分泌，降低患者糖代謝的調節(jié)能力，焦慮可通過下丘腦-垂體-靶腺軸使升糖激素如生長激素等)分泌增加，長期生長激素增高也有抗胰島素作用，同時促進糖異生，造成血糖升高。研究結果還顯示，糖尿病伴焦慮的發(fā)生與慢性并發(fā)癥、使用胰島素治療及缺乏健康教育密切相關。有慢性并發(fā)癥、使用胰島素治療及缺乏健康教育組的患者焦慮發(fā)生率比無慢性并發(fā)癥、無使用胰島素治療及有健康教育組明顯增高(p<0.01)。提示糖尿病慢性并發(fā)癥的出現，生活質量下降，經濟負擔加重，對胰島素治療的恐懼與不方便感，認為胰島素治療會上癮，均給患者帶來沉重的精神負擔與生活壓力，加重焦慮情緒。缺乏健康教育者由于對糖尿病的認識不足(包括基礎知識、治療具體措施、自我管理等)，導致患者依從性差，影響血糖控制，并發(fā)癥增多，亦加重患者的焦慮情緒。

　　大量研究證實，心理社會因素在糖尿病發(fā)生、發(fā)展和轉歸中起重要作用，尤其是不良情緒和抑郁、焦慮對糖尿病患 者的代謝控制及病情轉歸有消極的影響。因此，在診治過程中，要真正貫徹生物-心理-社會醫(yī)學模式，關注糖尿病病人，特別是有器質性并發(fā)癥、新發(fā)病、病程長、血糖控制差 及需要接受胰島素治療的老年女性患者的心理現狀，并作適 當的心理評估,及早發(fā)現可能存在的情緒障礙，及時進行干預，積極開展健康教育，特別是心理教育和行為輔導，從而更好地控制血糖及預防并發(fā)癥，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 及預后。

　　在國內尚未有報道對糖尿病性腦血管病情緒障礙的危險因素的臨床研究，而既往研究不完善，樣本量小，沒有隨訪或隨訪時間短，對情緒障礙的長期療效未能進行觀察，且未對患者的社會功能、生活質量等進行綜合評估，沒有相關的發(fā)病特點及預防措施。課題的開展可以彌補既往研究的不足，隨訪綜合評估患者的社會功能、生活質量，也是今后開展臨床工作的一種有價值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