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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科概念的理解不夠透徹，因而很容易混淆了“生物學因素”和“疾病”這兩個術語。并非所有生物學的東西都是疾病，即使我們可以將疾病定義為具有生物性因素。生物學因素：人的心理是一種精神現(xiàn)象，它并非是超自然的，兒童心理發(fā)展離不開所依賴的生物學基礎——遺傳和成熟 。

    對ADHD及邊緣性人格障礙之類疾病的診斷效度表示質疑時，我經常會受到這樣的詰問：“它們確實造成了大腦的X改變、Y改變、Z改變……不信可以看大腦影像學的片子，這怎么能忽略呢？難道這些改變還不能證明它們是‘真實存在’的生物學疾病嗎？”

    如果你承認，通過閱讀Nassir Ghaemi也就是我在Medscape上發(fā)布的文章，你受到了我施加給你的影響，從而患上了“Medscape病”,那么上述說法或許可以成立。假如現(xiàn)在就有一臺可以進行放射配基結合分析的功能磁共振機，當你閱讀這篇文章時，它完全可以顯示出你腦血流的變化，甚至多巴胺系統(tǒng)的活性。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人類所有的心理體驗均由大腦所介導，而每個人只有一個大腦，因此當我們心中暗潮涌動時，大腦總會有一些生物性變化。閱讀有關大腦的文章也是一種心理過程，精神分裂癥患者產生妄想也是一種心理體驗。第一種大腦改變顯然不能反應某種疾病，第二種才可以。

    因此，展示成人ADHD及邊緣型人格障礙患者的大腦磁共振圖像變化，與證明這些狀況是疾病，兩者并無直接關系。如果你瘋狂地看電視或玩游戲，你的大腦會發(fā)生改變，你也可能出現(xiàn)ADHD的臨床癥狀；如果你不止一次被**待，你的大腦會發(fā)生改變，你也可能出現(xiàn)邊緣型人格障礙的臨床癥狀。然而，與21-三體綜合征、精神分裂癥、雙相障礙等存在徹頭徹尾的遺傳基礎的疾病相比，ADHD及邊緣型人格障礙患者大腦所發(fā)生的變化并非扮演相同的病因角色。

    在“真正”的疾病個案中，生物學變化總是病因性的：它們導致了臨床癥狀的出現(xiàn)；在邊緣性人格障礙或注意缺陷個案中，生物學變化是臨床癥狀的效應，而非病因。生物學因素不等同于疾病，因為它常常反應發(fā)病機制，而非病因。大腦是所有心理體驗共同的最終通路，但大腦的變化不是上述心理體驗的最終原因，它們始總是近因，而不是終極原因。

    現(xiàn)在的情況已經很不尋常：很多精神科醫(yī)生比心內科醫(yī)生還重視所謂的“生物學因素”.我們精神科醫(yī)生總是在強調ADHD的生物學原因，這樣在開具**處方時，我們心理能好受一些，盡管這類藥物對神經系統(tǒng)實際是有害的；我們精神科醫(yī)生希望強調邊緣型人格障礙的生物學因素，這樣在開具診斷證明書時，我們心理能好受一些，而且可以不用診斷雙相障礙，也不用開心境穩(wěn)定劑。在我們的思想體系中，我們把“生物學因素”當成某種立足點。甚至連心理分析這一長期反生物學思維的堡壘也華麗變身為“神經心理分析”（neuropsycho**ysis），從而為自己正名。

    既然大腦是共同的最終通路，那么所有東西都可謂具有生物學因素，也包括這篇文章，而它也并不能代表哪里有什么東西病了。從這一點出發(fā)，我們必須將生物學因素的范圍從發(fā)病機制中延伸出來，畢竟與具有診斷意義的病因相比，發(fā)病機制是瑣碎而不值一提的。事實上，這一過程已經出現(xiàn)在許多針對精神分裂癥及雙相障礙的確切的遺傳學研究中。越來越多的證據也表明，心理及社會因素才是邊緣型人格障礙以及PTSD、分離轉換障礙的病因，而成人ADHD的病因學證據效力目前仍很微弱。請不要引用某些為成人ADHD遺傳學病因搖旗吶喊的文獻，這些研究完全沒有校正ADHD可能共病的其他臨床狀況，包括雙相障礙。我在其他地方看到過這些研究，它們的結果均不成立。

    所以，要分清楚病因和發(fā)病機制，不然還是暫且把“生物學因素”束之高閣吧。